浙江宣传：“吸毒记录封存”之忧要被听见

12月3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微信公号发布文章《“吸毒记录封存”之忧要被听见》。以下为文章全文： 　　近日，将于202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条款引发热议。其中，“吸毒记录封存”成为舆论漩涡的中心。 　　很多网友忧心忡忡，认为这或是对众多牺牲的禁毒英烈的背叛，甚至可能成为有些人“洗白”的通道，直言“这可能是最容易翻车的制度”。然而，尽管目前一些报道通过采访专家的形式作出了回应，不少专家视其为法治文明温度的彰显，是对“一次违法，终身受限”观念的摒弃，但这仍然难以完全解开公众的困惑。 　　事实上，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公众有着更深层次的忧虑。随着舆论发酵，公众的一些核心关切也愈加清晰，是值得被关注和听见的。 　　一 　　围绕“吸毒记录封存”话题的相关讨论中，最沉重、最让人揪心的疑问是：如果吸毒者的记录可以被封存，那些为禁毒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是否被辜负？ 　　这份情感根植于我们的民族记忆。近代中国的苦难，始于鸦片战争的硝烟。从那时候起，禁毒之于中国，便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社会治理范畴。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历史记忆转化为国家层面坚定不移的意志与行动。据统计，2010年至2012年，有超过900名公安执法人员在禁毒工作中牺牲、负伤、意外和过劳死亡；2013年至2022年，全国共有169名公安民警在禁毒工作中牺牲，其中，禁毒民警112名。 　　在公众的朴素认识中，吸毒行为具有特殊性，吸毒不仅仅是一种违法行为，更被视为一种对民族历史创伤的漠视、对英烈用生命捍卫的价值的亵渎。因此，在这场讨论中，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吸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深重，仅仅视其为行政违法行为显得力度不够，主张“吸毒行为入罪”，向社会传递更强烈的吸毒行为“零容忍”信号。 　　公众在看到“吸毒记录封存”时，所产生的担忧、不解乃至抵触情绪，核心首先是对这份沉重牺牲的珍视与捍卫。英雄以生命铸就的防线不能出现任何可能被侵蚀的缝隙。 　　因此，公众的强烈反应，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对“改过自新”等理念的否定。它是基于历史创伤、现实牺牲与安全焦虑的发声。倾听这些声音，尊重并理解其背后的民族情感与安全诉求，是任何公共政策赢得广泛认同的基石。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四周镶嵌着十幅汉白玉浮雕，排在第一幅的就是《虎门销烟》 “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 　　二 　　网友高度关注的另一焦点是对执法公平与自身安全的担忧。 　　有专家观点指出，立法本身绝无纵容吸毒者的意思，不会放弃对吸毒行为的打击、对毒品的管控，封存不等于删除，等等。但这并不能完全打消忧虑。公众的担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规则是否被公平执行”的关切。人们担心所谓的特权会借“法治进步”之名，行“法外开恩”之实。 　　与此同时，公众的担忧情绪也紧密关联着对现实安全的考量。一方面，毒品的生理成瘾性导致复吸率高，若无持续干预难以真正戒断，吸毒记录封存可能会增加公众暴露在毒品环境中的风险，当用人单位难以了解求职者的吸毒历史时，也会增加用工风险；另一方面，为获取毒资极易诱发盗窃、抢劫等次生犯罪，让吸毒者本身成为社区的不稳定因素。公众担心封存吸毒记录会削弱必要的社会监督，滋生更多潜在风险。 　　当意识到这一点，便会明白，从法律或理论上来说，国家会始终保持对吸毒行为的打击、对毒品的管控……这些都没错，可是对于个体而言，身边的忧虑却是真实而具体的。 　　无论是对以权谋私的警惕，还是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最终都指向一个实践命题：当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于2026年正式施行时，应当如何精密设计、有效执行，真正让绝不纵容吸毒行为落到实处，也让普通群众的安全感得到切实呵护？ 　　法治文明的建设，包含对法律进行持续审视、讨论与改进。这也恰恰是法治得以保持活力、回应时代变迁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针对法律的公共讨论，其价值恰恰在于为法律的落地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压力测试”。争议本身并非坏事，而是更好地形成共识的前提，是法律走向成熟的阶梯。 　　三 　　一项法律规定引发持续而强烈的公众讨论，一方面固然源于涉毒议题本身的高度敏感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专业解释与公众认知间存在“沟通缝隙”。 　　公众并非不支持违法者改过自新，只是对不同类型行政违法行为的容忍度有所区别。大家普遍愿意给予轻微过错者改正的机会，但一触及“毒”，神经便骤然绷紧。这个时候，解释工作如何与公众关切相向而行，换位思考、解疑释惑，对于消除隔阂至关重要。 　　然而，部分解读充满“法言法语”，过于侧重法条的逻辑，进行纯理论的分析，未能充分关照公众的“体感”，与公众的需求产生错位。一些专家和法律人士甚至带着知识的优越感，将公众的复杂情绪简单归结为“不懂法”“不理解法治进步”。 　　正如有网友说，如果要论证一个法条的合理性，就说它借鉴了西方法治经验；要反对一个法条，又说西方法治经验不符合本土实际，这种惯用的话术是缺乏说服力的。归根结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应该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及时深入做好法律的宣传、解释，把逻辑展开讲清楚，多用事实和数据使人信服。 　　据报道，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首次提出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2025年6月，修订草案三审稿则将封存范围从未成年人的违法记录扩大到所有人。有观点就认为，当时未能让社会公众及时明确地知悉并理解这一变化，这种“后知后觉”式的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公众情绪。 　　法治进步既需要专业的构建，也需要人心的认同。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公众法治观念的增强。公众对这个规定的关注与讨论，恰恰是监督这一制度不断完善、确保在执行中不被异化的宝贵力量，这也是法治社会不断向前并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需要权威部门更透明、更及时地回应和沟通，就大家的核心关切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真正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尤其是实施过程中，如何消除公众对公平、安全、有效等问题的疑虑，是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关键。 　　讨论难免会有分歧，但唯有坚持理性与实事求是，我们才能穿透情绪的迷雾，在复杂的社会议题中，找到维护公共利益与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