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都卖不动了，还要涨价？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卖避孕套的生意人们，明年的日子估计不太好过。

　　2026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施行，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的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当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发布，在第十六条中，“避孕药品和用具”与“古旧图书”“自产农产品”等并列，均属于免征增值税的范围。

　　随着新规定的施行，这一延续了30余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图/视觉中国

　　时代的红利？

　　许多“80后”“90后”应该都有一个童年印象：墙上挂着一个印有“安全套”字样的金属售卖机，投入五毛或一块钱的硬币，就会掉出来一个商品。而淘气的小孩们总会拿一些圆形金属片试着塞进投币口，导致机器常常卡死。

　　这一现象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安全套都不算一种可自由流通的商品，背后的主导单位几乎都是计生委等相关部门。

　　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已婚妇女各种避孕方法的现用率顺序中，避孕套仅占13.3%，而宫内节育器和结扎加一起超过了75%；农村妇女各种避孕方法的现用率顺序中，避孕套更是仅占1.2%。

　　相关广告也无法在媒体上宣传。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发过一则《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其中写道：“一些地区出现了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这类产品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应当严格禁止。”

　　直到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建，才逐渐将包括安全套在内的医疗器械资格审定权收拢。这意味着，企业只要取得资格，即可进行安全套的生产与销售。

　　但光扫清政策层面的障碍还不够，观念和文化层面的障碍总是维持得更久一些。

　　1998年，广州出现了中国第一条安全套户外广告——“杰士邦，无忧无虑的爱”，该广告只存在了一个多月便被叫停。后来安全套售卖机进入各大高校，同样激发了社会广泛的反对声。

　　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卫生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实施意见》，旋即在多省娱乐场所推广实施“100%安全套使用项目”，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展了安全套社会营销项目，以保障供应。

　　可以说，今天大家能轻松买到各种品牌和规格的安全套，都有赖于这一文件打下的基础。

　　通过这段历史不难看出，虽然自1993年相关部门就开始对避孕套免收增值税，但等企业真正大规模进入这一行，并且吃到红利，则是更久以后的事了。

　　那么明年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是不是意味着这段本就不算长的“红利期”，就要彻底结束了？

　　影响有多大？

　　从成本层面看，增值税带来的影响也要比想象中要小。

　　黑龙江省律协财税委主任、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13%的货物税率征收增值税，通常意味着一盒避孕套的售价会增长13%。以一盒原价50元（不含税）的安全套为例，按13%征收增值税，税额约6.5元，售价可能会变成56.5元。

　　但刘莉进一步指出，由于避孕套属于市场竞争充分的产品，价格较敏感，一些零售商也可能会压缩利润来承担一部分税负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实际零售价的涨幅还可能更低。再考虑到进项抵扣等项目的存在，实际的终端销售价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在我国，增值税指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其计算方式为，用销售产品的销项税额抵扣进货时产生的进项税额，为最终增值税税额。

　　假设前述原价50元避孕套的原材料、包装等成本为40元，且上游供应商也开具了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部分支付给上游的进项税额就是5.2元，可以抵扣。因此零售商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为6.5元减去5.2元，即1.3元。如此一来，看似13%税率，待销进相抵后，税率往往不足13%。

　　综上，如果零售商想要保持价格竞争力，完全可以只把价格定在51.3元，涨价幅度并不算大。

　　刘莉进一步补充道，行业里除了杜蕾斯、杰士邦等大品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品牌，其主要客户为各地方医院。这些小公司有充分的动力在成本方面“动脑筋”，尽可能将进项抵扣做高。此外，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的增值税征收率，影响更小。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发稿，全国具有避孕套相关业务且仍处于开业状态的企业超过了10000家。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指出，此次增值税的征收，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加速行业的整合升级。

　　“虽然有些企业会面临税收增加，但完全可以通过优化供应链，推进自动生产，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来消化成本。长远看，也会倒逼企业更加注重品质提升和产品创新。”张毅表示。

　　生活方式变了

　　倘若把视线拉到整个行业，由于市场需求本来就在下滑，宏观影响就更小了。

　　据《2024年中国避孕套行业发展报告》统计，2024年，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仅为156亿元，相比2020年的208亿元缩水25%，连续四年负增长，年均跌幅约6%。

　　行业如此，厂商自然也不好过。以杜蕾斯为例，近年来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急剧下滑，某电商平台销量从2019年的372万件降至2021年的84万件，暴跌77%；截至2024年，其中国区线上市场份额已缩水至不足30%。

　　避孕套销量乏力的根源，是生活方式，特别是亲密方式的变化。

　　当前，中国两性用品市场的消费驱动力核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避孕和防病需求，转向了追求个性化、提升愉悦感的“悦己”体验。

　　智研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两性用品规模从2017年的641.55亿元增长至1937.25亿元，其中情趣器具占比高达64.40%，而避孕套仅占8.70%。

　　与此同时，避孕方式也在日趋多元。

　　同样是来自智研咨询的数据，2025年我国两性用品规模预计将达到2042.83亿元，其中避孕套占比下跌0.1个百分点，而避孕药却微增0.03个百分点。

　　另有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皮埋使用量达42万支，同比增长46%；口服短效避孕药零售额达9.8亿元，增长24%。

　　其实说到底，税收的根本目的还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张毅指出，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中，在“避孕药品和用具”项目消失的同时，对农业生产、医疗服务等更关键的民生领域仍保留了免税政策。这种有舍有得的调整，旨在让民生保障更具针对性。

　　虽然对避孕药品和用具征税未必和“催生”有关，但为了让年轻人结婚，国家也确实操碎了心，比如“婚姻介绍服务”就成了新的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这一增一减之间，都是时代、政策、观念、思潮的转变。

　　记者：石若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