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四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等仍“缺席”

　关乎公民权利保护、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

　　近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下称“修正草案”）提请立法机关初次审议。会后，修正草案正式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共55条，不仅明确“禁止有罪推定”，还重点调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完善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有不少回应现实问题的亮点内容。

　　“但这次的修正草案还有一些应该说但没说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告诉第一财经，此前备受关注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完全“缺席”，学界、律师界讨论较多的刑事二审开庭率低、证人出庭困难等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缺席”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

　　第一财经了解到，这几年学界、律师界在讨论刑诉法修改的重要问题时，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常常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陈永生指出，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轻微犯罪的比例大幅提升，在这一背景下，轻微犯罪记录的封存有其现实必要性。

　　最高检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披露，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95万人、审查起诉175万人。轻微犯罪占比八成以上，占全部审结人数的85.2%。起诉严重暴力犯罪同比下降，占比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

　　“一些典型的轻罪像危险驾驶罪，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比较低，他们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相较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犯罪人员，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可能会面临相似程度的‘犯罪附随后果’。”陈永生说。

　　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犯过罪的人及其亲属、特定社会关系人因其刑罚或者刑罚处罚记录所产生的权利或者资格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等后果。中国的刑罚制度区分了重罪与轻罪，但犯罪附随后果规定没有区分，而且在实践中，犯罪附随后果已被严重滥用。

　　陈永生提到，很多工作岗位比如快递员，都需要求职者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但其实这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02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第六调研组在最高法主管的期刊《中国应用法学》发表《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调研报告》，对如何定义“轻微犯罪”、封存内容和程序怎么规定等制度细节进行了探索，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工作。

　　上述动向让学界、律师界期待，此次刑诉法修改能够明确写入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据陈永生透露，在今年3月份内部讨论的一版刑事诉讼法征求意见稿中，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列，并明确将一些特定罪名比如性侵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排除在犯罪记录封存之外。但在近日公开亮相的修正草案中，该制度却不见了踪影。

　　多名律师、学者推测，这一制度的“缺席”，有可能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封存治安违法记录”在去年底引发的舆论风波有关。

　　“建议循序渐进地推进这项制度，最初可以考虑对其设置比较窄的适用范围，比如封存‘因故意犯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记录，并明确不能被封存的犯罪罪名。”陈永生认为。

　　也有学者强调，需要关注轻罪案件比例升高背后的轻罪立法扩大化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郭航在20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实体法层面，立法机关通过颁布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不断扩大罪名范围，部分高发行政违法行为被升格为刑事犯罪，呈现出轻罪立法扩大化的现象。

　　“二审开庭率低”何解

　　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二审开庭率低的现象。

　　据2021年出版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研究统计，中国刑事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比例在2012年之前一般处于10%至20%之间，2012年超过30%，受2012年刑诉法修改的影响，在2013年曾超过40%，2014年至2016年基本保持在30%至40%之间，但2017年以来已降到20%以下。

　　导致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低的一个原因在于，现行刑诉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在实践中，法院对上述规定的理解一般是，当遇到上述四种情况的时候才开庭，也就是不开庭是原则，开庭是例外。”陈永生进一步指出，比如第一种情形中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事实上是由法院判断，这就导致即使控辩双方有异议甚至辩方提出了强有力的意见，也会被法院以“不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为由拒绝开庭。

　　202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曾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23年9月1日起，开展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在明确的考核下，一段时间内，很多地方的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显著提升，但这毕竟只是一项为期一年的专项工作。”陈永生说。

　　此次修正草案未对现行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作出修改，不少律师、学者表示是一个“遗憾”。一直有学者主张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这一条件删去，只要“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的，就应该开庭。陈永生认为，这未必是最佳的改造方案，具体怎么调整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如果完全不改这条规定，刑事二审开庭率低的问题将会持续下去。

　　回应证人出庭难，能否再进一步

　　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难，也是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固有“顽疾”。虽然此次刑诉法修改针对该问题作出了一定回应，将“证人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也作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之一，但在多位刑辩律师看来，调整的力度不够大。

　　修正草案依旧保留了现行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这一前置条件。专注刑事辩护领域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红亮指出，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法庭往往不同意证人出庭，诱发大量的辩、审冲突。

　　“法院认为有必要这一条件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就相当于给了法院一张空白支票。”陈永生说。

　　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曾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

　　《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对证人、鉴定人的法庭质证规则，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出庭作证率。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但上述要求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陈永生认为，本次刑诉法修改，应该考虑将《意见》中的一些规定吸收进来，将它们提到法律的层级，提高制度执行力。

　　当然不能忽略的是，证人出庭难是一个成因复杂的问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担心被打击报复的心理都会影响公民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徐红亮告诉第一财经，刑诉法虽然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相应的配套制度极不完善，证人保护制度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落实到实践之中，司法实践中也很少见到司法机关保护证人的实践。